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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不器用 | 于有东 李今卓

江西省书法家协会2022-04-19超级管理员

摘要:近年来,各大艺术门类考学热潮持续高涨,各类院校艺术类学科的扩展和招生人数的增加,特别是艺术类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的屡屡攀升等,均引发了较多的讨论和争议,艺术类考学格局也在社会对艺术类人才的低需求下发生了新变。基于“以艺为用”的心理、分数线连年攀升的成因、未来艺术学科建设的进路,本文尝试强调艺术学科教育需要直面社会需求,强化高校艺术类学科”专业本体“建设,并提倡“艺不器用”,使其回归“无用之用”。

关键词:艺术类  分数线  研究生  器用  


  “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艺术的兴盛繁衍出典章礼义,包罗万象的度量涵咏着千古史迹,而也在近年愈演愈烈的艺术类考学热潮中,成为了处于高压下的学子进入更高学府的机枢。自3月11日,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国家分数线”发布,艺术类学术学位、专业学位a类录取线361分,b类351分,位居学科第二,艺术类学科因其固有的“重技巧、轻文化”的印象,引发了众多学者专家的讨论。作为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中一条与众不同却人满为患的门径,以往的轻松简单与如今分数之高、“上岸”之难之间形成了强大的拉力,使人不敢等闲视之。而艺术却不应被当作获取学历与名利的捷径,固然可以与当代社会现状接轨与适配,但同时更应对其保有“不器用”的态度,使其成为“无用之用”。


一、“以艺为用”的混沌心理

  艺术类考学的火热诞生于艺考培训中对“艺术家”的批量化生产,这样的“生产”活动紧锣密鼓且行之有效,成为了对学历保有期待且成绩欠佳的学子升学的救命稻草,而隐匿于“附庸风雅”背后的问题也逐渐显露。

  在以学历为追求的前提下,对于未来的“物”在家长与孩子对艺术道路选择的恳切中集体逃逸。此时唯有升学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便从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科目中选择一门,无论是否有基础,都希望通过短期集训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同时在省统考与校考中取得好成绩,寄托于金钱的投入以及短期的效应达到以艺术入学的最优境况。这样的效果使其既无法抗拒,而又乐在其中,于是逐渐忽略了毕业后专业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状。专家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是艺术人才的泛滥会导致社会人才结构比例的失衡,二是社会对艺术型人才的需求与其实际存在的人数不成比例,三是当艺术类考试成为“捷径”的时候磨灭了个体的本性。这些问题长期潜隐于绚烂的艺术技艺、美好的校园生活的背面,当艺术类考学分数线屡屡攀升,通往更高学府的独木桥越来越窄,毕业后就业趋向错位之时,逐渐暴露无遗。家长与孩子对现实的妥协以及对未来的无措逐渐成为一个预言,虽然无法一一验证,但难以达标的就业率无疑是一个警示。

  在毕业之际,曾经以为“器”用的专业随之变为就业的累赘,社会的低需求成为了就业中最大的阻碍,如教师招考,音体美等学科教师需求远不及对语数英老师的需求。此时形体、口才、装饰、图像等这些与附加于专业之上的因素成为了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主要优势,多转而从事电商主播、模特等工作。艺术学科早期被灌注了过多世俗与欲望的砝码,四年的专业训练却没能在就业中运用,这无疑与艺术教育理念初衷产生了较大偏差,同时也逐渐消解了学生内心对于艺术的寄托。

  与就业难相伴的,是艺术类考学的标准的逐渐提高,在2021年国家教育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在现有要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成绩的加码增大了考生的压力,混杂着前途未知的迷茫,焦虑、悲观充斥着考生的内心,“艺术类考试就应该将文化课标准降低”这一观点来源于艺术类考试中长期以来不合理的价值趋势与潮流,高学历与低标准、重实践而轻文化之间本就充满着种种矛盾与冲突,这导致了社会长期以来充斥着对艺术生文化水平的指责、形成了金钱堆砌与投机心理操运之下的灰色地带,理想与现实间的分裂感,使身在其中的学子一方面要提高艺术水平,一方面要在复习文化课时应对社会的刻板印象,在夜不能寐的境况下充斥着对未来的焦虑,甚至在长时间对文化知识的排斥中,进一步弱化甚至放弃文化课的学习。

  而文化课分数占比的提高,有利于使家长与孩子面对艺术高考时也在标准的提高下容易回归理性。既保证了艺术类院校生源质量,也使得学科建设得以良性发展。


二、“以艺为体”的虚高分数

  艺术类考研国家线位列第二引起人们的惊讶,也侧面反映出艺术类专业学生给人以文化水平低的固有印象。所以分数线接近并超越文史哲等专业时,激发起讨论的热潮,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艺术类研究考试“僧多粥少”;二是大量“文化生”转向考取艺术类研究生,引起了分数的“内卷”。这两种观点都较为合理,但“僧多粥少”是整个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共性,分数线的提高也有利于录取结果的公平;第二个观点具有独到之处,但在整个艺术类招考中,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或许导致艺术类分数线提升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学科属性的特殊。

  艺术学科涵盖广泛,如音乐类有民乐、作曲、声乐等专业方向;舞蹈类有民间舞、国标舞、爵士舞等专业方向;美术类则有国画、油画、书法等专业方向。无论是专硕还是学硕,既有专业相关理论科目,也有专业实践类科目(有些实践考核只在复试中进行),专硕更多的是现场实操,而学硕则倾向于专业理论考察。这样的考试方式与大多数文史哲专业考察方式有较大差异,也就导致了评定标准的不同。各个院校根据其自身情况在招生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自主命题加上政治、英语全国统一命题兼顾了艺术类招生考试的自主性和规范性。

  艺术学科对于创造力保持着较大限度的开放性,专业理论素养与实践功底是其考察的核心,所以论述题、自主创作题自然占据更多的分数份额,当考虑到考生自主思考的本体性与试题的灵活性,便难以通过细分的差别分出高低,分数所象征的往往多表示为等级,于是为拉开差距就形成了较大的分数跨度,如此,许多高分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同时加上招生人数有限,提高分数线并不奇怪。所以以单一视野、单向理解将文史哲等学科与艺术学学科做简单的横向对比,将学科的特殊性搁置与淡化,于是网络上出现“呼吁出台政策禁止文化生跨考”的言论,造成“艺术生”与“文化生”的对立与争执,艺术类考生的焦虑转移给了对文化生跨考的责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的失落在指责分数线攀升中投影和赋形。

  虽然分数线提升,但研究生考试的公平性不容置疑,水涨船高,不变的是考生的复习程度与对考试规则的适应能力。但与此同时,分数虚高的现象,也需要高校教师警惕其中代表的的信度与效度,不断优化命题形式,健全考试流程,并规范拟定评分细则,以确保更好地考察出学生真正的知识水平,控制评卷误差,避免出现分数线大幅度的涨落。


三、“以艺为道”的发展进路

  当艺术学考试引发越来越多讨论,艺术类人才培养出现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艰难现状时,我们要意识到,无论艺术是如何包罗万象,当代逐渐从艺术中升学、获利的现象不能不加以重视,否则艺术考学终究会因过度的价值赋予走向衰凉,所以需要不断调节与构建“以艺为道”的尺度与边界。

  艺术类考学热需要正视,因为它有利于提高艺术类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与综合素质。更高的学历与文凭,这无疑对于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就是在高昂的培训费用之下,依旧对家长与孩子有不小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无论最终能否坚持热爱艺术并以其为职业,高等学府自然能够通过教育、环境与学风熏陶出更为全面的人才,在新的人生起点上收获知识和技能,这将使其受益终身。所以当艺术学学历成为学子的“跳板”时,如何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积极的态度下挣脱文化课的短板与就业困难的压制,艺术学院校需要不断优化教学设置,制定并推行尽可能合理的课程安排。加强专业实践技能的同时强化美育,培养学生一定的学术能力,在专业核心课程中把握实践与理论的平衡,并以社会需求为基础进行外延,如教育学、美学、哲学、史学、汉语言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避免单一学科的闭门造车,使学生在毕业后增强就业竞争力。

  艺术类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加强,因为艺术价值评判标准相对模糊,教师指向常常决定了学生的艺术潜能可开发程度。与不断提高的招生标准相适配的,是更为专业的核心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师年龄结构、学缘结构,不断强化教师的专业培训并促进各学院课程间的沟通与融合,使其具有更好的“增长力“,也是艺术类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力”。

  艺术类教研、交流的展开需要“切实如需”,因为艺术关联人的真情实感,“虚情假意”会吞没艺术的生命。在此前提下,同时以严谨的条文制度,明确学科的价值旨归,教学目标、教学计划的规范化,应用性课程与理论性课程并重,与就业能力培养相衔接,同时保证课程内容连接学术的前沿性,不断完善校内实验与实践条件。高校艺术类学科教学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出千万名艺术家,而在于通过系统化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成为具有相应专业素养与应用能力的合格人才,这既是高校艺术类教育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理想的境界。至于艺术家的长成,严格意义上说,关键在个人禀性、天赋和际遇,而非学校教育。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在于稳定的专业知识的生成与应用,教育规模需要与社会上人才需要相适应,研究生的培养寄寓着学校、家庭、社会的发展与希望。艺术领域人才的泛滥会形成经济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桎梏,艺术类考学分数线的提高也意味着后疫情时代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使研究生的选拔日趋严格。所以艺术终究不能过度地以为“无”用,而应该回归理性,回归于合理的向度。《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八大基本理念之一,就是更加注重因材施教,“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综合运用招生计划、就业反馈、拨款、标准、评估等方式,引导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同时注重对于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比重,这就意味着当下的教育模式需要与社会需要相适应,培养为社会所用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关键,所以调整艺术人才过剩的举措是社会需要使然,也是各学科门类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现实的焦虑,对未来的无措,构成了许多学子以艺术学科“曲线升学”的传统,其中隐藏的社会压力成为其生长的根脉。大量艺术培训机构的成立以及长期“借道”需求下对现实的躲避所养成的趋易避难的心理,成为了艺术类考学繁荣的“原动力”。而部分院校相对松散的管理制度以及尚未健全的教学培养模式难以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社会的高要求、家长的期冀、自我内心的不甘使部分艺术类考生在人满为患的独木桥上成为“选择”下的牺牲品。如是观之,当艺术的物质属性逐渐被引为“器”用的同时,需要引起大众的警惕,重新思考艺术、社会、考生之间的关系。艺术并不是保证无数学子一生无虞的港湾,而是在俯贴大地后仰望的星空,所以“艺不器用”,艺术需要在自我内心对美的感召下发挥其“无用之用”,回归纯净、真实、不事雕琢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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